倡“无为而有为”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。
就像《淮南子》所说的那样:治之所以为本者,仁义也;所以为末者,法度也。
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,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,想治理好天下,就要行仁义。
那么又如何行仁义呢?
那便是“天以无为,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”。
秦末汉初,经过连年大战,户口十不存一,不仅人口锐减,田园荒芜,经济也异常衰败。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,“重赋敛,繁徭役,严刑罚”。
所以汉初倡导无为,与民休养,轻徭薄税,不折腾老百姓,鼓励人口繁衍,开垦荒田,恢复经济。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: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,黎民得离战国之苦,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,故惠帝垂拱,高后女主称制,政不出房户,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,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。
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,而行黄老之术,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。但同时,因为人口滋生,经济恢复,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,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功臣揽权,豪强兼并,匈奴侵扰,以及诸侯王势大,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。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先秦法家没有市场,可无“法”则中央权威不振,皇权不专,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,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,杂糅儒法、兼蓄阴阳,更注重“仁政”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,并接连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提出了,他们改革的主张,希望收权威于上,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。
文景时期的改革
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,我们都知道,之所以有此大治,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“无为而治”的结果。
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,从文帝开始,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,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“无为”。
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,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,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。
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,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,集体拥立的。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,遍任朝中要职,彼此盘根错节,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。
在文帝继位之初,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,替他出谋划策。贾谊在礼仪制度、功臣诸侯王、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“多为”的改革建议,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。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,建议列侯,离开长安,回到封地的过程中,被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,惨遭贬谪。
功臣集团们,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,拥有田宅、经济特权,汉初国家又奉行“黄老之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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