倡“无为而有为”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。

　　就像《淮南子》所说的那样：治之所以为本者，仁义也；所以为末者，法度也。

　　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，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，想治理好天下，就要行仁义。

　　那么又如何行仁义呢？

　　那便是“天以无为，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”。

　　秦末汉初，经过连年大战，户口十不存一，不仅人口锐减，田园荒芜，经济也异常衰败。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，“重赋敛，繁徭役，严刑罚”。

　　所以汉初倡导无为，与民休养，轻徭薄税，不折腾老百姓，鼓励人口繁衍，开垦荒田，恢复经济。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：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，黎民得离战国之苦，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，故惠帝垂拱，高后女主称制，政不出房户，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，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，衣食滋殖。

　　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，而行黄老之术，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。但同时，因为人口滋生，经济恢复，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，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功臣揽权，豪强兼并，匈奴侵扰，以及诸侯王势大，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。

　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先秦法家没有市场，可无“法”则中央权威不振，皇权不专，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，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，杂糅儒法、兼蓄阴阳，更注重“仁政”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，并接连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提出了，他们改革的主张，希望收权威于上，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。

　　文景时期的改革

　　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，我们都知道，之所以有此大治，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“无为而治”的结果。

　　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，从文帝开始，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，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“无为”。

　　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，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，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。

　　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，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，集体拥立的。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，遍任朝中要职，彼此盘根错节，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。

　　在文帝继位之初，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，替他出谋划策。贾谊在礼仪制度、功臣诸侯王、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“多为”的改革建议，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。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，建议列侯，离开长安，回到封地的过程中，被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，惨遭贬谪。

　　功臣集团们，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，拥有田宅、经济特权，汉初国家又奉行“黄老之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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