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，因势而行；法无新旧，惟适为用。有益于世，虽旧亦尊；有利于民，虽新亦行。观今之世，其弊不在法之新旧，而在法之利害难明；不在道之损益，而在道之是非难测。臣愚以为，当务之急，莫过于明四要、去四冗。

　　何谓明四要？其一，去新旧之争，惟道是依。法不论新旧，人不择贤愚，举一法，试一地，问于臣庶，咨于朝野，众曰可，则行；众曰不可，则去。其二，息百家之争，惟益是视。无论道之自然，儒之仁礼，法之励惩，有益于治世则尊之，无益于安民则抑之。百泉成川，千流成海。乃公乃王，乃天之容。其三，止党伐之争，惟才为用。孔子云“君子群而不党”，人之贤否，不在其党，而在其德其才。任其使，责其事，上忠于君，下仁于民，则臣责尽矣，何问与孰为朋，身归何党？其四，凡行一法，必责一任。观当今诸法，行之多阻，非议腾喧，其病不在法，而在法之施行难畅难遂。臣僚泥阻于上，众吏舞弊于下，如置佳种于焦壤旱天，而欲其苗秀，不可得也。今行一法，当专其人、授其任、责其效、赏罚其功过。如是，则事有专任，任有专责，无推诿荒怠之隙，有按查详究之纲。

　　何为去四冗？其一，去冗务、慎更张。夫一躯之体，若非疾痛，不轻用药石。何也，良药之佳，在其对症。若非其症，反受其毒。何况天下之大、民生之繁？《书》云：“高宗谅谙，三年不言”，非不欲言，是不轻言也。庙堂之上发一声，普天之下应其响；朝廷行一法，动牵亿兆民。自行新法以来，更张翻覆，诏令如雪。旧法未详，新法已至；旧令未施，新例已颁。官吏惶惶，莫知所从；民间扰扰，朝夕惊惕。《礼》云“君子慎始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”，如更一法，当行于其不得不行，事出有因，则群议不惊。改停一令，止于其不得不止，疾得其灶，则民療得舒。慎始慎终，去繁存要，则政简而民安、令行而人悦。其二，去冗官、严升选。朝廷之患，冗官为最。今民未加多于囊时，而官则十倍于前朝。一人之职，数人与共，功未见增，费则数倍。民之膏血已尽，而官之增额不减。庸碌饕食于朝，残狠虐厉于野。不去其冗赘之弊，国将受蠹蛀之患。其三，省冗费、罢宫观。今税赋比年而增，而国用日叹不足，何也？费漏于无尽之施，财耗于无用之地。太湖一石，运至汴京，人吏数十，钱粮千贯。抵中产之家十年财用，竭客户小农百年勤力。节用爱民，罢此不急之需，释民之怨、息民之力。其四，裁冗兵、励军志。朝廷养兵数百万，国家却无御敌之威。禁军骄惰，厢军疲弱，将怠于上，兵懦于下。十战难一胜，临敌多溃奔。国之安危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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